政变以后立即成立了以国王的亲戚李载元为首相，朴泳孝为副首相，金玉钧为大藏大臣的新内阁，这个新内阁办事效率还挺高，立即就开了会，决定了这么几条：

1．  从此国王不叫“殿下”，改叫“皇帝陛下”，为独立国家的君主。

2．  废除对大清的朝贡。

3．  废除旧内阁，修改税制，废除宦官。

4．  加强王室的透明性

等14条，一句话，朝鲜独立了。

但是，就独立了一个晚上。

实际上还没有一个晚上——到半夜里独立党人和日本人正在一起庆祝“独立”的时候，李载晃就瞅空溜了出去找袁世凯去了。正当竹添公使发现了没了正主惊叫“完蛋了”的时候，袁世凯在下令：“全体出动，进攻王宫，把日本人赶出去”。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大清虽已频临死亡，或者说已经是一具政治僵尸，但在外表上还很可观。如果说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君臣全在混吃等死也不公平，他们也还是想整治好大清的。特别在应付这次政变时，一来是袁世凯能干，二来大清也没有了退路。清法战争，虽然有镇南关大捷这样的胜利，但整个战争是大清大败。左宗棠指责李鸿章签下《中法天津条约》是“误尽苍生，落千古之骂名”等等只是攻轩，并没有多少道理。

中国失去了安南，那么多属国就只有朝鲜了。现在来打朝鲜主意还居然是一直也有点属国嫌疑的日本，如何不叫大清和李鸿章袁世凯们抓狂。所以这次袁世凯亲自带领500精兵攻打王宫，同时清军还进攻了日本公使馆，把个公使馆给烧了，让你首尾不能相顾。但是这边攻王宫的倒停了一会儿战——放日本公使和日本守备队逃生。袁世凯在没有李鸿章的指示以前，不敢扩大事态。

“甲申政变”完全失败，金玉钧随竹添公使从济物浦一起逃往日本。而井上馨在接到“政变完全失败，国王落在清军手中，清军已经完全控制汉城”的报告后立即报告了三条实美大政大臣后召开了有山县有朋内政卿，大山严陆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卿和伊藤博文参议参加的联席会议紧急协商，结果是由井上馨作为全权大使带领由陆军中将高岛鞆之助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两名副使率领的两千军队来朝鲜兴师问罪。

日本政府的方针是：“谈判的对手是朝鲜而不是大清”，原因之一是除了袁世凯原来就有驻朝鲜的三千人马以外，事发以后李鸿章又增派吴大征带领陆海军五千去往汉城增援，而日本人还没有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之二就是日本政府从《江华岛条约》以后就一直在制造“朝鲜是独立国家”这样一个既成事实。

日朝双方在“日本为什么出兵王宫”这件事上扯了一个星期皮以后，以朝鲜方面部分屈服的形式签订了《汉城条约》，内容是向日本支付赔款，朝鲜方面承担日本公使馆被焚的责任，出钱重修日本领事馆。

那么手握八千兵马的袁世凯在干什么？就在一边干看着？当然不是，但是袁世凯无能为力，首先日本政府极度警戒在谈判时大清的参与，再三向朝鲜方面表明一旦发现有大清参与就立即“停止交涉”，实际上就在《汉城条约》签字前一天的1月8日吴大征还以“大清钦差大臣”的身份硬闯会场试图扭转局势，但被井上馨以吴大征没有全权证书且与清国的谈判另外进行为由而拒绝；还有一个原因就是12月19日汉城城内的日军败于清军，退到济物浦的时候，英国公使向李鸿章表示过“大英帝国不愿意看到大清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交火”的意向，而背后在运动英国是远在东京的伊藤博文参议。

伊藤博文在看到袁世凯在汉城作壁上观以后知道了李鸿章的软弱态度后，于1885年2月24日与同为参议的西乡从道赴天津和李鸿章谈判善后。

日本方面的交涉要点是：

1．  处罚驻守汉城的清军指挥官。

2．  清军从汉城撤退。

这完全是一种狮子大开口的讨价，但伊藤博文似乎胸有成竹。刚刚大败于法国的大清实际上不是像李鸿章口头上所说，“我们准备大打一场，和法国都已经不辞一战了”的那么气壮如牛的。经过13天六次谈判，双方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内容为以下三条：

1．  大清和日本在4个月内同时从朝鲜撤军。

2．  双方不再向朝鲜派遣军事顾问和教练。

3．  日后朝鲜国内有重大变化，双方在派兵以前需照会对方。

这个条约的要害在于承认了日本拥有了出兵朝鲜的权力。当时的李鸿章的想法是日本出兵汉城需要三天，而清军到汉城只需一天半。所以即使日军出兵朝鲜，清军也能占先机。但是占了先机以后怎么办，李鸿章好像没有考虑过。

纵观19世纪末期中日外交，只能让人扼腕。日本人不是没有失败过，但必须公平地承认日本人犯的错误少得多，而且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和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不一样，会灵活地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修正错误。而大清号称外交随一的李鸿章和日本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们比起来，未免相形逊色太多。这不得不让人感叹，明治时期的日本确实俊才云集。

比如此时日本驻中国公使就是榎本武扬，而驻天津领事居然是以后的内阁总理原敬。

而大清却是一再一再的失误。1889年又出现了“防谷令事件”。

日本商人对于朝鲜半岛米麦的囤积和抢购，使得朝鲜半岛粮食价格飞涨，民不聊生。1889年咸镜道监司赵秉式突然宣布禁止从元山向日本出口粮食。由于这个禁令，日本商人遭受了14万日元的损失，日本政府向朝鲜国王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是朝鲜方面调查下来的结果是，国王不知此事，赵秉式只是执行袁世凯的命令而已。

袁世凯的想法或许没有错，但袁世凯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由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出现而变得很小，而且还出来了“国际惯例”这么个根据列强的价值标准而变化的怪胎。随心所欲的行动除了授人以柄除外，得不到任何东西。

可是师弟一进了系办公室就呆成了若木鸡——他看到了师兄。原来师兄也是这儿的研究生，还和师弟是一个导师，高师弟一年级，这师兄师弟的说法就是打这儿来的。早知道师兄在这儿，师弟可能情愿死在天津也不回来。

师兄弟有血海深仇。

真的是血海深仇。当年两人一个是屁派，一个是好派的头目，曾经在一个沿江城市上演过一场大规模武斗，死了不少人。

后来师兄下了乡，再后来上调进了厂，师弟则去当了兵。反正在老头们的保护伞下面，逃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清查和清剿，没有出事，要不然早进班房了。师兄还弄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现在工农兵学员不好混，师兄这是来回炉来了。经过16年以后，两人又走到一起来了。

但是隔在师兄弟中间的，是战友们的鲜血和尸体。

正好就开始整党了，这次的整党说明白了就是整“三种人”，就是“ 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邓公发了话：“两派都不是好人”，少扯什么造反派保皇派，全是混帐东西，统统要清除出党，一个不留。

其实周围没有人知道这师兄弟的过去。高中红卫兵不像大学红卫兵那样有名，只要逃出了“九大”和“九一三”以后那两次清剿的大网，一般早已被人忘记。

师兄先坐不住了。

在小组会议上，师兄把自己入党时的外调结果和组织结论全抛了出来：“我的过去，公社党委，县委，地委全作了结论，到现在并没有过时。对XX事件过去的结论也还没有被推翻，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接受组织审查。但是，”

师兄话题一转：“但是不是所有人都经过了审查，有人躲在避风港里混进了党内，就是小平同志所说的三种人，我建议组织上要认真审查，把那些身负血债的打砸抢分子清除出去，确保我们党组织的纯洁。”

“身负血债”！四个字就像一颗重磅炸雷，把大家都雷的都呆成了若木鸡。在座的都是学生，见识过那个时代，但大多那时还是刚上小学，穿开裆裤都有，现在听说就有“三种人”坐在他们中间，怎么能不激动万分。目光都集中在另一个“三张头”上。

师弟开口了：“我是在部队这所大学校，大熔炉里入党的，接受了最严格的审查，不像有些真正的“三种人”是在父母包庇下混进党内的。”

小组长听着话音似乎不对，不是她一个小丫头能应付的，赶紧快刀斩乱麻，宣布散会，向书记汇报去了。

当晚校党委就把这两位找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在学校里都看不见这师兄师弟。一星期后两人都交了一大叠材料给整党办公室。

一次有人露了口风：“不像话，一点党性都没有了，不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反而互相乱咬乱扯，总督，巡按，督军的名字全出来了。怎么对证清查法？不要命了？那些可全都在位呢。”

后来呢，后来系里就再也没有开过会了，那件事好像没发生过。

从此，好像是约定好了似的，星期一三五，师兄到学校来，师弟是二四六，星期天大家休息。

再过了一年，师兄毕业了，去了北京部里。

又过了一年，师弟也毕业了，就在省城。

别看田中真纪子人气绝顶，但要找她的岔子却很方便。田中真纪子的父亲田中角荣以长袖善舞，敛钱有术，玩弄“金权政治”而饮誉全球。给田中真纪子留下了一座金钱和权势的宝库，所以进入政界为时尚短，没有在有实权的位置上呆过的田中真纪子根本不知道生活的艰难，世事的艰难，才有像在刚刚上任时的信口开河。

除了坚持“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信念之外，自封是改革派的田中真纪子对外务省官僚本身就很不满意。外务省有一笔机密费，用在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不好明说的比如收买，行贿，渗透这些要做俯卧撑的地方。但据说这笔钱长期以来被掌管的人侵吞了不少。从理论上来说所谓机密费被人侵吞点在无论哪个国家都是正常的，这也属于给掌管费用人的一点封口钱，省得他把钱的用途说了出去。也就是所说的“花钱买安全”的思路。

但这笔钱被人贪污了不少，2001年3月被捕，2002年3月12日被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有期徒刑7年半有期徒刑的原外务省“要人外国访问支援室室长”松尾克俊的罪名是被控贪污了六亿五千万日元的外务机密费。

田中认为这不是某个人的偶发性犯罪，而是外务省的体制问题，这就是田中真纪子要进行外务省的改革。可是田中没有想到，外务省的官僚也在想“改革”她。

出身巨富豪门的田中真纪子特别喜欢做出一副其实她并不熟悉的“家庭主妇”形象，这样就时不时地要闹笑话，2001年5月，田中真纪子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亚欧会议，这是她作为外相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亮相。可是外务省却向媒体透露了这么一个小插曲：外务省原来帮她在开会会场的中国大饭店预定了总统套间，可临时田中真纪子说两万元一晚上的总统套间太贵，要改到她喜欢的贵宾楼饭店，说贵宾楼便宜，只要七千元。其实退房费，两边两套通讯设备的安装费和来往的车辆交通费加起来几乎合上了一晚上5万元人民币。“这就是田中大臣的改革”，外务省官僚没打算给田中真纪子留什么面子。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田中真纪子对《朝日新闻》的记者说过这么一句怪话：“外务省的人分三种，家人，佣人和敌人”。

田中真纪子的“天敌”铃木宗男抓住了这句话，在国会质问田中真纪子是不是说了这句话，是不是把外务省当作了他们家族的公司？当然田中真纪子断然否认，说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但是报道这句话的《朝日新闻》和外务省的内部人员立即出来证明这句话绝非捏造。这下田中真纪子阵脚大乱，企图通过外交委员长土肥隆一从来限制铃木宗男议员的质问。但不管是民主党的土肥隆一还是外务省都不是田中真纪子的盟友，马上这种企图就被透露给了传媒，这种违反三权分立原则的行为一下子使得舆论大哗：怎么这位忘了她现在是外务大臣？怎么能想法子去封议员的嘴呢？

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田中真纪子荒不择言，又滑出来一句：“没想那么多，只是和土肥先生比较熟，顺便打了个招呼”。这一下又是“公私混同”的指责杀到，同时土肥委员长也倒了霉：自民党指责土肥不能坚持中立公正，而民主党内则对土肥的“交通外党”，和自民党议员“比较熟”的行为极为不满。

土肥很无奈的说：“无论我怎么想保持中立公正的立场，大家都是为了争执在有意找茬，不管说什么做什么总有人不满意，太有意思了。”

这种争论无法公布于众，因为关系太大，执政党和政府内部尚且无法统一的见解扯了出来除了引起一场大混乱以外什么也解决不了。传媒也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还是装作不知道，把这个由外务省官僚策划的赶田中真纪子下台的作战给炒作成了一次反腐败行动，既然是反腐败，传媒就发扬嗅觉灵敏的特长，找出了田中真纪子对立面的铃木宗男在对苏对俄进行用金钱买领土交涉时的不少疑点，最后成了一场查处铃木宗男议员贪污的运动，差点转移了斗争大方向。

但是终于还是找出了田中真纪子的把柄：贪污了秘书的工资。这是怎么回事呢？议员秘书分私设和公设两种。私设秘书是议员自己雇佣的，与别人没有关系。公设秘书的工资是国家付的，一个议员可以配三名公设秘书，这时一位公设秘书出来说明他的工资来自田中家族经营的企业，这就是指控田中真纪子在贪污挪用国税了，这是骗税的违法行为。

同时。田中真纪子戒指丢失，逼着秘书赔偿的丑闻也抖露了出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不失时机地在田中真纪子的政治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根钉子：“田中大臣就是一个更年期综合症患者”。

闹到了这步田地，本来就对外交问题没什么兴趣的小泉纯一郎也只好玉石俱焚，挥泪斩马谡了。最后，2002年1月田中真纪子和野上义二事务次官被同时更迭，6月，铃木宗男议员因受贿罪被捕，2004年被东京地方裁判所判处有期徒刑两年，一个三败俱伤的结局。不管怎样，外务省官僚所不喜欢的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终于被撤换了。

但是外务省也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人敢扯或者愿意扯北方领土这个烫手红薯了。同时在日本吵吵闹闹的两年里，俄罗斯经济也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候。不但如此，在普京的领导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又像凤凰再生一样复苏了，部分归还北方领土这件事又有意无意地被俄罗斯人再次忘记了。

土肥隆一议员说：“从现在的世界和俄罗斯的局势来看，在看得见的将来，俄罗斯向日本归还北方领土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可以说日本已经永远失去了北方领土。”

土肥接着说了下去：“对于政治家最重要的是在关键的时候作出正确的政治判断，不是从抽象的教条出发，而是从真正的国家利益出发，从这个观点来说，田中真纪子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

事件以后，日本立即派出了以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陆军中将和大藏大辅（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井上馨为首的代表团乘着军舰就到朝鲜兴师问罪，这个井上馨不是前面那个井上良馨，那个井上良馨是海军军人，后来仕途一帆风顺，一直升到海军大将，名列元帅。这个井上馨是政治家，后来做过日本内相，外相。

经过大兵压境的谈判，日本和朝鲜在1876 年2 月26 日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通称《江华岛条约》，这是朝鲜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几乎整个现代东亚史的起点。江华岛条约标志着着朝鲜从闭关锁国的状态中走了出来，正式成为了大国角逐的舞台。根据条约，日本在朝鲜得到了类似于“租界”似的居留地，日本产品在朝鲜享受了免征关税的待遇。

《江华岛条约》的关键要害在于其第一款：“朝鲜国自主之邦, 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这一款在现在看来貌似公平，很符合“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国际准则，但当时可不能这样解释。朝鲜是大清的属国，日本要动朝鲜的脑筋首先遇到的就是和大清的关系，1876年的日本，还没有完成和大清进行一场战争的准备，它只能想法子在大清和朝鲜之间打进一个碶子，做好法理上的准备以迎接和大清的最后直接摊牌。

大清知不知道这件事？大清知道，朝鲜将这件事知会了清廷，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甚至直接向总理衙门提出了“派员和中国官宪前往朝鲜”的试探，但被总理衙门以“向无此规矩”为由而拒绝。清廷，或者说李鸿章本人并不愿意过多地插手这件事。这倒不是大清已经山穷水尽顾不了属国了，大清虽然输了鸦片战争，向英国割让了香港，又经过长毛之乱，元气大伤，可以说是“千疮百孔”，但在外表上还是挺光鲜的，起码在东亚这一块，还没有人敢来起哄架秧子。

但李鸿章只求自保，不想多事。既想当宗主国，又不想看到日朝之间爆发战争，因为李鸿章还记得丰臣秀吉侵略日本，最后使得中日朝三个政权下岗交班的历史。所以他主张“当由朝鲜自行主持”，实际上是想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李鸿章的思想就是数千年来中央帝国的只求示威严于夷狄即可的传统思想，李鸿章虽然认识到了已经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大清面对着的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但是并没有必要时要用战斗甚至是战争来解决问题的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日本这个在他看来只不过是“葺尔小国”的岛国。

这也不能完全怪李鸿章消极自私或者妄自尊大，得到大清的制度里去找原因。

大清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已经面临着被时代淘汰的命运，如果大清还想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的话，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搞一个彻底的改革是不行的，可是以西太后为首的大清朝没有这个认识，也没有这个愿望，还没有这个决心，更没有这个能力。

大清的问题在表面上看来是列强袭来，纷纷要求割地赔款，但解决方法不是买几支洋枪，几门大炮，几条军舰就能够混过去的了。大清的问题出在了统治政权的概念上。所谓大清，只是爱新觉罗家族，确切地说是皇上，或者在当时的环境下更确切地说，是西太后的私产，与别人一概无关。即使李鸿章大人顶着那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头衔：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也只不过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一介奴才，只要爱新觉罗家族愿意，随时可以让他滚蛋。

打个现代社会的比方的话，李鸿章就仅仅是个承包商，他承包的是朝廷或者说是西太后的安全，这个承包商的工程设备就是那支北洋新军和北洋水师。所以在任何时候李鸿章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他作为承包商的地位的是否稳固，当然这个稳固取决于它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不会破产和支付能力，但是对于李鸿章来说，他本人经营的承包公司的不会破产问题更加重要。这样一来李鸿章及其清军在以后和甲午战争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就很容易解释了。割地赔款其实与李鸿章及其承包公司无关，那是李鸿章的客户公司，大清朝廷的事。所以李鸿章所作的一切，都不是在为了那个朝廷，更不用说是那个还不存在的国家，而是在他的公司打算。而大清朝廷上下，则因为防卫的责任已经由李鸿章承担了，一旦出事，只是按照契约合同追究李鸿章及其手下的责任，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了，或者说爱新觉罗家族的财产损失是不会有人关心的。

但是日本呢？日本从十九世纪60年代末开始明治维新，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召开了由众议院和贵族院组成的议会，实现了在君主立宪制的国内政治统一和安定，开始了富国强兵。虽然还很落后，但在政治上日本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了。到1892年，日本的对大清（包含香港）出口额达到了1965万日元，占日本全部出口总额的21.5%，比1884年增长了三倍。而从中国进口的光棉花一项在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内就从82万日元增加到了7.5倍的600万日元。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清日之间贸易几乎全部掌握在大清商人手中，日本商人仅仅是三井物产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两家支店而已。

和所有国家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纺织业就是产业资本的代名词。日本从1887年开始的五年中，纺织业的生产规模扩大了五倍，生产量增长了九倍，纺织品的生产效率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所有新兴的国家一样，当时的日本拥有的是最新式的设备，但却有最低廉的人工。比如一捆20支棉纱，在印度制造成本是17.76日元，而日本只需要11.03日元！

但是1894年上海的市场价格却不是这样，上海市场价格是印度产棉纱94.54日元/捆，而日本产棉纱是97.2日元/捆，日本产棉纱没有竞争力。这是因为日本产棉纱要加上4.01日元的棉花原料运费和被日本海关课去的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总共4.90日元。在日本采取了减免进出口关税以后日本产品还是无法与印度产品竞争。

日本产业资本把目光放到了在上海直接设立棉纱厂和纺织厂上面，1887年日本第一银行头取（董事长），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涉泽荣一就提出了这个建议，但被清朝拒绝。当时的驻清公使盐田三郎主张无视上海道台，“模仿其他外国，尽快安装机械，着手实业”。但被外务省以“不应该无视各国与我国的邦交强弱而随意裁量”的理由否决。三井物产只好迂回通过和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一起出资在上海办厂。

形势就是这样，日本的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急切地需要着海外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广袤的中国大陆怎么不让日本的产业资本垂涎欲滴？但是日本人都知道，要进入中国大陆，一定要征服隔在中日两国之间而又距离日本最近的朝鲜半岛。

小泉上了台以后也吃水不忘挖井人，给了这位1993年才首次当选，刚刚当选三次的田中妈妈了一个一般是资深重镇议员才能弄到的外务大臣宝座。当然田中真纪子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刚刚当选后的1994年就在村山富市内阁里当上了个科技厅长官。但这次的入阁份量不一样，外相是内阁中除了首相中最重要的了，实际上不少外相最后都混上了首相。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在猜测说是不是小泉一定要报恩，想把田中妈妈弄成第一任女首相？

田中真纪子2001年4月26日就任的外相，2002年1月29日，才刚过九个月，小泉纯一郎就不顾他上任时“一任首相。一任阁僚”的偌言，撤换了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而使得小泉内阁的支持率跌到历史最低点的30%。

然而有趣的是，这次更迭外务大臣的内幕却诸说纷纭。当时闹得一片混乱，然而却没有人说明到底出了什么事。田中真纪子和外务省官僚之间的争执，和自民党议员铃木宗男的争执，和小泉纯一郎的争执，到底是因何而起？到底在争执些什么？怎么到最后弄成了反腐败？而且不管是铃木宗男还是田中真纪子都扯上了腐败？确实很让人不解。

笔者最近从资深民主党众议员土肥隆一先生处得知了田中真纪子被摘掉顶戴花翎的真实原因。土肥隆一是在1990年首次当选众议员，到现在已经接连6期当选。现在是民主党伦理委员会委员长，影子内阁的国土交通大臣。田中真纪子事件发生的2002年，土肥隆一先生正好担任众议院外务委员会委员长，是当事人之一。

据土肥先生说，田中真纪子下台的真正原因和外务省改革，反腐败什么的没什么关系。其实当时真正在争执的是有关北方领土问题。

“当时是大吵架，自民党和民主党吵，自民党和自民党吵，民主党和民主党吵，自民党和外务省吵，民主党和外务省吵，外务省和外务省吵。。。。。。。反正是个人就在吵。”土肥先生回忆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用武力占领了日本的择捉，国后，齿舞，色丹，这就是在日苏之间一直没有解决的北方领土问题。1955年开始日苏两国开始谈判日苏建交和签订日苏和平条约，谈判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四个岛。苏联一开始坚决不肯归还，但在被释放出来的甲级战犯而又重返外相位置的重光葵的坚持下，最后不得不在1956年10月签订的日苏共同声明中答应在日苏和平条约签订以后归还四个岛屿中面积最小的色丹，齿舞两岛。这就是在两国关系中时不时会被扯出来的所谓“两岛归还方法”的由来。

当时重光葵是准备接受这个方案的。刚刚打败了仗，丢掉的又何止这四个岛所属的千岛群岛呢，萨哈林，库叶不都丢掉了吗，能够收回来两个也不错了。但是重光葵无法说服当时刚刚结成的自民党内的大量反对意见：神圣的领土岂能拱手让人？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人也插了一脚进来。8月份重光葵访问美国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和重光葵会谈时在表示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的立场以后又加上了一句，反对日本和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成两岛方案，并且威胁说如果日本不主张全部收回北方四岛，美国将不考虑向日本归还冲绳。就这样这件事就一直搁了下来，到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六十几年，可是日俄之间还是没有和平条约，主要就是这个北方领土问题在作怪。

苏联人当时在日本人的坚持之下签了日苏联合声明，但并没有什么将之付诸于行动的打算。和中国不同的是，原来的苏联人和日本人没什么往来，能够从日本人这儿得到的东西从西德人那儿也能得到，加上苏联人自己就有一个独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做的东西虽然粗大笨重一些，但也能混下去，没什么有求于日本的。这样一来，北方领土就一直搁了下来。

北极熊吃下去的东西一般是不会吐出来的，日本人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叫管叫，其实没有做什么指望。但北极熊也会有困难的时候，这时就是日本人的可乘之机了。苏联解体以后，这件事由俄罗斯继承了下来，桥本龙太郎当首相的上世纪末是俄国人最困难的时候，日本人抓住那个时机又开始了北方领土交涉。当时的外务省和自民党准备了一个“花钱买领土”的方针，就是撇开所有围绕着北方领土问题的恩恩怨怨从零开始，以向俄罗斯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的方式来换取俄罗斯答应归还这四个岛。

当时日俄之间开通了一种免签证上岛访问的通道，这个通道并不是说是个人就可以上岛，而是经双方商定了的特定人物可以上岛。这个地方是战略要地，当年南云忠一指挥的日本空母机动部队就是从择捉岛的单冠湾出发去夏威夷奇袭珍珠港的。被苏联人接受以后又成为了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平常是日本渔船靠近了点都要开枪的，这次居然肯接受日本人上岛，俄国人也真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了。

土肥议员上过色丹岛。据他描述说岛上的柏油路就只有50米，战前日本人留下来的房子现在还就那样在用着，岛上就像个大垃圾场似的什么垃圾都有，甚至坦克装甲车都有。吃的东西也就只有黑面包和洋葱汤，到处破破烂烂惨不忍睹。情况就是这样，天照大神好像在向日本微笑了。

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在那个极端困难之时，俄罗斯也没有答应四个岛全卖，还是坚持1956年的日苏共同声明，只讨论齿舞和色丹这两个岛。

交涉主要是在桥本龙太郎内阁时进行的，后来经过了小渊惠三，森喜朗这两个短命内阁就传到了小泉纯一郎手里了。

众议院有个北海道选出来的议员叫铃木宗男，这人是一个两岛论的积极支持者。至于外务省官员们则从最早的重光葵开始就十分现实，能拿回来多少就是多少，实在拿不回来也只能算了，现在拿回两个岛来的现实性出现了，如何可以错过。虽然这两个岛是四岛中最小的两个岛，面积全加起来还抵不上剩下的任何一个岛，总比没有强，起码有了这两个岛屿以后可以解决北海道渔民打鱼的不少问题。

但是，新上台的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坚决反对这个方案。田中的意见是，神圣的领土不容分割，怎么能承认这种丢掉一半被霸占领土的“卖国方案”。

在一般情况下和绝大多数场合，日本的政府官僚掌握着政策决定的主动权，他们运转着国家机器。但是这只是一般情况下的潜规则而已，并不是法律。从法律上来说，官僚说了不算，说话算数的应该是政治家的大臣，因为不管怎么样，最后签名画押的是国务大臣。就像芭蕾舞《白毛女》一样，杨白劳不盖手印，黄世仁就弄不到喜儿了。

当时的日本外务省面对着的外务大臣田中真纪子就像不肯盖手印的杨白劳一样。在多次商议争论没有结果之后，外务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炒了这个大臣的鱿鱼就谈不成北方领土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换大臣。

有这么一种说法：最可悲的国家是半岛国家，因为他们几乎永远得不到安宁。看看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半岛和朝鲜半岛的近现代史，就能同意这种说法。

朝鲜，这个位于亚洲东北部从中国东北部朝着东南方从日本还斜着伸向黄海的南北长达两千两百华里的半岛，一百多年来一直到现在还继续在扮演着“东亚热点”的角色。而充满了战争和流血的现代东亚史的原点，就是从朝鲜半岛开始的。

2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比相邻的中国吉林省稍微大一点，大约是黑龙江省的一半左右。差不多80%的面积是不适于农业的山地，土地也不是很肥沃，但就是在这么一个应该说是并不起眼的半岛，在这一百多年里屡次被战火烧炼，是世界上爆发战争次数最多的地区之一，一直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军事力量集中密度最高的地区可能还是朝鲜半岛。

这是因为朝鲜的地理位置。

朝鲜和中国，俄国交界，隔着对马海峡和日本的九州相望。朝鲜半岛由于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在进入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代的19世纪以后，成为大国角逐的竞技场就是很当然的了。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朝鲜只是一个有时候会来朝朝贡，需要赏赐点什么的属国。出于“中央帝国”的威严和传统，大清并没有在朝鲜半岛寻找过什么经济利益，大清需要的是“拥有属国”这件事本身给大清带来的尊严；对于被困在冰天雪地的北极圈里，做梦都想着温暖的南方乐园的俄国来说，朝鲜则意味着一个能通往南方的不冻港；而对于刚刚明白当时统治着这个世界的丛林准则，完成了明治维新，急着要在这个丛林准则下得到能够存活的一席之地的日本来说呢？用一句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话来说，朝鲜是“一把刺向日本腹部的利剑”。

有人在讨论甲午战争时喜欢着眼于所谓“东学党之变”，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中日兵戎相见最表面的直接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甲午之战其实是势在必然，无可避免。“东学党之变”不是引起甲午战争的原因，只是东亚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官界军界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经营的结果。

朝鲜自古以来就和日本交流密切，日本的江户年间只要换了将军就会有朝鲜通信使前来庆贺，顺便互通音信，日本的对马藩也是锁国年代的朝鲜除了宗主国大清之外唯一与之有贸易往来的外国。朝鲜从日本进口的主要是铜器，陶器，明矾，红绢，砂糖，棉花等，日本从朝鲜进口的主要是虎皮，熊皮，豹皮，狗皮等皮货和人参，鱼翅及熊胆，牡丹皮，黄芪等中药材，1876年全年贸易总额在30万日元，换算成现在的价格大约在三千万美元左右。

日本明治政府在成立以后就向朝鲜发出了新政府成立的通知，同时提出了通商贸易的要求，被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大院君拒绝。表面理由是明治政府的国书和江户幕府的国书格式相异，而且明治国书中的“天皇，天朝”等遣词用字属于“僭越”——“皇”和“天朝”只能宗主国的大清才能使用。但是这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实际上这些字在幕府政权的国书中都用过。真正的理由是一来是还处于锁国状态之中的朝鲜不想把贸易活动扩大到对马藩之外，二来是朝鲜对新成立的明治政权抱有本能的怀疑。朝鲜始终没有忘记1592年到1598年之间丰臣秀吉的侵略给朝鲜半岛带来的巨大灾难，而丰臣秀吉以后的江户幕府在250多年间没有向外进行侵略扩张，朝鲜朝廷怀疑推翻了幕府的明治政权也是很正常的。

不幸的是，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朝鲜朝廷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国书被拒绝这件事在日本引起了一次征韩论的大争吵，虽然主张征韩的西乡隆盛，板垣退助等急先锋在大久保利通等人的反对下下野，征韩没有征成，但这次争吵到后来居然发展成了一场叫做“西南战争”的大规模内战。可见朝鲜半岛对日本来说始终是迷人的诱惑。

1875年9月发生的“江华岛事件”，是整个东亚国家关系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江华岛位于朝鲜半岛汉江出海口，是韩国第五大的岛。由于其重要的战略位置，这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就是紧张的焦点。1866年因为大院君禁止天主教在朝鲜的传教，法国人出动了800多兵力进攻江华岛，在付出了40人以上的伤亡以后，不得不悻悻退走，这就是所谓“丙寅洋扰”。1871年，以“科罗拉多号”为首的五艘美国军舰为了四年前美国武装商船“谢尔曼将军号”（ General Sherman）被击沉事件进攻了江华岛，在占领了一个月以后主动撤兵。这是所谓“辛未洋扰”事件。

一个小国，居然能够两次击败西洋列强，拒绝本来要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实在是很了不起的。然而，这两次侵略最后都是仅以“洋扰”而结束的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无论法国还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准备入侵朝鲜半岛，因为在朝鲜半岛的前面有着更加美味可口的中国大陆和中国大陆市场。

然而日本就不同了，在十九世纪可能朝鲜半岛的经济价值确实不大。但就像那份真伪不明的《田中奏折》所说：“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满蒙，必先征服朝鲜”，日本要想前往可口的中国大陆，就必须先通过不那么可口的朝鲜。朝鲜，是日本走向世界的第一块跳板。

但是当时无论是朝鲜还是大清都没有看清这一点。

师兄弟就这样跟上了共产党。

共产党其实不缺师兄弟这两人，共产党缺的是铁匠。这哥俩就帮着共产党修枪械，挑着一担铁匠挑子走过来走过去，修的枪也从“湖北条子”，“三八式”到了“斯登式”，“汤姆式”；铁匠挑子从山区挑到平原，从乡下挑进城市。到了过长江的时候，哥俩已经是野战军修械所的头了。

进了城，哥俩号了块最好的地。这回不走了，坐下来修军械，修的也不只是枪炮了，连汽车坦克军舰都能修。

那位在逃难途中劫了这哥儿俩的首长把他们找了去：“你们本来就不是军人，把军装脱了他吧”，正当这哥俩心里七上八下寻思要不要问问给不给回苏北老家的盘缠时，首长又说了下去：“我们再不修了，我们要造，造机器”。

就这样，脱下了军装的哥俩打上了领带，到了老大哥的一个很冷很冷的地方。

老大哥教中国人造机器，造飞机，造汽车，造军舰，还给了机器设备。

从老大哥那儿回来后的这哥俩就一个是厂长，一个是书记，两个人把那个国内那个行当数二数三的工厂弄得很不错，那年月到处都可以他们的产品。

文革来了，这哥俩成了走资派，革命小将开大会斗争他们。

小将们觉得光喊口号没有劲，想了个主意来让这两个走资派“触及灵魂”。叫他们面对面地站好，让书记打厂长的耳光。

打不下去啊，面前是比亲兄弟还亲的师兄弟，战友啊。书记在被革命小将在背上很抽了几鞭子以后，终于伸出手去在厂长脸上摸了一下。

“走资派还想负隅顽抗，抗拒改造！”，小将们火了，在“你不打他就不倒”的先帝爷语录怒吼声中，书记被打翻在地。

当满脸是血的书记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了以后，这次是要厂长打书记了。厂长抡圆了巴掌，“啪”的一声给了书记一个大耳光。

小将们开心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今天，不可一世的走资派在革命群众面前表演了一场狗咬狗的丑剧，今天的批斗大会到此为止了。”

书记怒不可遏：“这个叛徒，软骨头，居然对老子下那么重的手。”

厂长痛心疾首：“那个傻瓜，他不知道我们今天会被那些畜牲活活打死的？”

书记和厂长成了仇人。73年两人被解放后重新工作，还是一个书记一个厂长，这一来全场分成了书记派和厂长派，针尖对麦芒，谁也不服谁。首长这时候已经是副部长了，做过不知道多少次工作，没有用。气得首长给省公安厅打招呼，以打砸抢的罪名结结实实地判了那个出主意的革命小将15年徒刑。

判了罪魁祸首也没有用，书记和厂长还是仇人。调走一个吧，谁都不肯退让：“要走他走，我不能从阵地上逃脱”，两个一起调吧，可能是不容易一下子帮两个地师级干部找地方的原因反正也没弄成。

到了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一个要引进日资，一个要和意大利谈，到最后什么都没弄成，损失了一次更新设备和技术的宝贵时机。

到哥俩一起退下来的时候已经是市场经济的时代了，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用户的厂子就只剩了野战军进城时圈来的大量土地。工厂靠变卖土地又混了几年，到最后实在混不下去了，被一个行内原来根本不起眼的企业盘了下来。

最后的厂长和书记，是原来厂长的女婿和书记的儿子。

1868年明治政府讨伐幕府政权的戊辰战争时，胜海舟开始为幕府陆军总裁，后来出任军事总裁，为幕府政权的军事总指挥官。但是胜海舟还是力排陆军奉行小栗忠顺的反对，说服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同意和明治政府的代表西乡隆盛谈判，实现了江户的无血开城，避免了150万市民在巷战中生灵涂炭。

胜海舟不但是个武士，政治家，同时还是个在当时很罕见的投资家。他把神户从一个小渔村开发成了一个当时是日本最大的海港城市，从一开始胜海舟就老是劝周围的人买神户的田地，自己也买了不少。后来的地价确如胜海舟所预测的那样飞涨，听了胜海舟话，在神户买田置地的人都发了财，可是胜海舟自己却没有赚到钱——他的财产被幕府政权没收了。

幕府政权为什么要没收他的财产呢？这是因为幕府政权一直怀疑胜海舟的政治观点和信仰。因为胜海舟要建立的海军并不只是幕府的海军或者是某个藩的海军，他成天念念叨叨的是“日本的海军”。

幕末和明治初期的日本人中这种统一的国家意识非常强烈。海对面的邻国，中国的遭遇使他们知道了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恐怖，而英萨战争，马关战争这几场直接和列强们的交锋更让他们领教了列强们的蛮不讲理和可怕。因此建设一个强大的军队以保卫日本而不是保卫某个具体政权成为了他们共同的理想。当然后来这支“强大的军队”终于建成了，而日本也成为了列强的一员，这种统一的国家意识反过来成了国家主义，开始对其他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和掠夺那是后文的内容了。

但在当时，他们确实是在为了日本而努力。像上面提到过的小栗忠顺在担任军舰奉行时就引进法国技术，建成了长须贺海军工厂。当时有人对他说，幕府的日子长不了，何必建一个兵工厂给朝廷用呢？小栗的回答是，幕府也好，朝廷也好，都是日本人。这个兵工厂不管最后落到谁的手里，都是为日本效力，计算那么多才叫奇怪呢。

正因为大家都抱着“为了日本”这个信念，所以日本在戊辰战争是避免了分裂，而这种分裂是很有可能的。当时的情况是，英国站在明治政府一边供应武器弹药而法国则站在幕府政权一边，但是幕府和明治政府不约而同地都没有要求外国提供除军火之外的协助。他们知道这是家务事，决不能让外人插手。

这场战争的起因是对于最后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待遇上的争执，庆喜在“大政奉还，王政复古”，交出了政权以后，明治政府只给了他70万石俸禄。庆喜靠这点谷米养不活他的家臣，这才有了这场战争。江户无血开城以后，榎本武扬还是带着幕府海军反出了江户，前往“虾夷”地方，也就是北海道，目的是屯兵自活。但在箱馆一战失败以后在黑田清隆的劝说下终于向明治政府投降。

明治政府并没有算胜海舟，榎本武扬这次过去的敌人的老账，清查什么战犯罪行什么的。而是积极地使他们的才华连同收缴的幕府海军和各藩海军的舰只得到发挥，而他们也开始了使明治海军开始向近代化的海军起步。

明治海军，也就是那支后来自称为“大日本帝国海军”的军队的正式成立一般认为是在庆应四年（1868年，这年也是明治元年）的1月17日，因为这天设置了采用三职（总裁，议定，参与）分课制的陆海军军务课，总裁是有栖川宫仁亲王。

为了突出“明治海军”是“天皇的海军”这一点，1868年3月26日还在大阪的天保山进行了第一次“观舰式”，检阅军舰。十六岁的明治天皇在岸上检阅由萨摩等几个藩借给明治政府的加起来总吨位2450吨的六条军舰。顺便说一句，边上还有一艘赶来凑热闹的法国军舰Dupleix，吨位是1800吨。

大日本帝国海军最后的“观舰式”是1940年10月11日在横滨举行的“纪元2600年纪念特别观舰式”。参加的军舰99艘，总吨位622，000吨，包括当时因为实施渡海轰炸中国内地而一举出名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在内的527架飞机参加了检阅，可谓隆盛。但参加者中可能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这支海军会灰飞烟灭，几乎全部沉没了在太平洋的海底。

戊辰战争结束以后，明治政府除接受来的七艘幕府海军军舰外，各藩还献上了11艘军舰。但管辖这些军舰的兵部省看着这些军舰除了摇头没有别的：除了一艘“东号”是铁甲舰之外，全是一些过了时的木质军舰，指望这些船去“攘夷，只怕玄乎。

这艘“东号”铁甲舰也是一艘有趣的军舰，经历十分复杂。一开始是法国人为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军制造的“StoneWall号”，后来因为法国人在美国内战中要严守中立而拒绝交付，想卖给丹麦人。但是价格又谈不下来，只好又卖给了南军。可是南军又败了，舰长佩奇把船开到了古巴哈瓦那，私自把船以一万六千美元卖给了古巴总督。后来美国人又把船赎了回去，以四万美元的价格卖给日本幕府。结果是船还在太平洋上走着的时候日本就开了打，当打着星条旗的StoneWall开进横滨港的时候，幕府和明治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夺战，竞相抬高价格向据为己有。但美国领事馆已经接到国内指示要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谁都不卖，其实是在观测风向，要卖给胜利的一方，后来终于在1869年2月交给了明治政府，改名为“东号”。榎本武扬率领的幕府海军的失败有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明治政府有了这艘铁甲舰。

明治海军的建军目的是从西方列强的威胁中保卫日本。明治政府在一开始并不重视陆军，是以海军为主，陆军为从，所以当时对军队的称呼不是后来的“陆海军”，而是“海陆军”。理由是日本是一个岛国，要侵略日本的敌人只能来自海上，首先得有强有力的海军来抵御敌人从海上的进攻，而陆军在当时还只是用来准备应付国内内乱用的。

但是就象俗话说的“人算不如天算”，“仅仅”准备用来对付国内反乱的陆军偏偏就碰上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展身手的内乱。1877年就来了一场大内战叫“西南战争” ，被内讧轰下了台的西乡隆盛带了四万人马从九州开始造反。明治政府派出陆军中将山县有朋带了三十万人马，用掉四千多万军费，花了七个月时间才镇压下去。

官军中倒是有海军中将川村纯义帮忙做参军，但整个西南战争中海军除了帮忙运过几次兵马粮草之外就没有什么发威的地方，陆军打得苦，死的六万人全是陆军。这六万具死尸就把“海主陆从”四个字给压翻过来了，成了“陆主海从”，1878年12月陆军省参谋局从陆军省独立出来改名为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就是天皇的幕僚长，而海军从此就成了小二子。

小二子是小二子，那只是在天皇面前的位置问题。要有“强大的海军”这一点在理论上还是没有人反对的。海军当然得有军舰，军舰得要人来操纵，这些操纵的人得组织起来，归结起来问题就是军舰，军官和组织这三个问题。

1872年明治政府废除了兵部省，改成海军省陆军省分立。首任海军卿（从1885年才改叫海军大臣）是胜海舟。当时胜海舟手里是14艘军舰，三条运输船，合计起来总吨位是13，832吨。胜海舟就提出了个在18年内建成一支合计108艘军舰的常备舰队的计划，但在那时怎么看这个计划都是空中楼阁——那来的钱？明治初期兵部省每年总预算是900万日元，其中陆军是850万，留给海军只有50万。那句“强大的海军”也就仅仅是个很悦耳的口号罢了。

当时一开始的明治海军就是这么可怜瘦弱，似乎也看不出会有什么名堂。但是20年后，这个口号居然成了现实。1894年朝鲜“东学党事变”的时候，伊藤博文召见驻清公使兼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公使时，微笑着说的第一句让大鸟觉得要昏死过去了的话是：“大鸟君，你的任务就是在朝鲜制造和清国开战的口实。”

伊藤博文为什么就能那么胸有成竹地要和大清开战？这二十年里日本在海军建设上都干了些什么？

这几条船和日本人平时见过的荷兰，葡萄牙甚至英格兰的军舰都不一样，浑身上下用柏油涂得漆黑，所以日本人就干脆称为“黑船”。

四艘黑船上对着江户架起了包括150磅帕洛特炮（Parrott rifle）和12英寸达格伦炮（Dahlgren gun）的100多门大炮，放下小艇自说自话就开始测量起航道起来了。

这支舰队在头一年的1852年11月从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出发，横渡印度洋绕过好望角经过毛里求斯，锡兰，新加坡，澳门，香港，5月4日到了上海。5月17日在从上海出发，在琉球王国短暂停留以后再经过小笠原群岛来到了江户。

他们来干吗来了呢？首先是为了找出一条能直接去向中国大陆的太平洋航道，再有就是想为在太平洋到处乱抓鲸鱼的美国捕鲸船队寻找一个补给据点。

有时候想起来挺有趣的，现在欧美人几乎要把捕鲸上升到“反人类”的政治和道德高度了，可是当初把鲸鱼捞得几乎灭绝的究竟是谁啊？

其实头一年荷兰人就告诉了日本人美国人要来，但幕府政权没当一回事，以为像过去糊弄俄国人，英国人样的就能混过去，因此也就是让彦根藩在三浦半岛增了点兵而已。现在看到果然来了人就派人上去接头，但是上去了几拨人都被人家以级别太低给轰了下来。佩里还开始对着江户城开炮，当然是空炮。说是三天内不来个像样的人，就要沿江户湾北上，直接带兵上陆面见你们将军德川家庆了。幕府将军德川家庆没办法，只好在7月14日派了伊豆守（相当现在的静冈县知事吧）户田氏荣去见佩里。

佩里给日本人的是美国第十三届总统菲尔摩尔的国书，内容是要求日本开国。幕府政权一时无法回答，就只好以将军正在重病之中的理由来搪塞。佩里倒也不赶尽杀绝，给日本留了两面白旗，说你们就先考虑吧，明年俺可还来，说完就带着人回了香港。

这边家庆将军也不知道是病的还是吓的，佩里走人十天后的7月27日就去天照大神那儿去了，把这个难题留给了老四，接班做第13代幕府将军的德川家定。

德川家定本来就是病病歪歪的，甚至有传说是脑瘫的人物，做不了决定。周围的谋臣们也拿不了主意，干脆搞起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了，有没有贴大字报的不知道，反正从大名到旗本，甚至一般庶民都可以发表意见，言者无罪。顿时一片民主气象，什么主意都有，就是没有有用的。幕府政权也是过一天混一天，先造几个炮台再说，反正还有大半年呢。

谁知道这个佩里美国佬说话不算话，走的时候说好了一年后再来，但才过半年，1854年1月份就又回来了。其实是佩里在香港听说了德川家庆的死讯才赶来的，想乘日本国政混乱的机会对幕府政权施加压力。

佩里的提前到来像晴天霹雳使幕府政权魂不附体，上次佩里带了四艘军舰来，这次带来了九艘，大炮就更多了。

日本，这个曾经的最大枪炮拥有国这时已经不知道怎么该对付枪炮了。特别是佩里使用的大炮已经不是两百年以前的大炮了，全是后膛炮，一炮打上来，基本上全是木材建筑的江户除了救火也就不要干别的了。

幕府上下里外胡乱讨论了一个月，最后终于还是全面答应了美国的开国要求。1855年3月31日，佩里带了500名军人在武藏国神奈川的横浜村，就是现在的横浜市登陆，签订了《日美友好亲善条约》，这样从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以来的持续200年以上的锁国政策结束，日本开国了。

开国了怎么办？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日本人全不知道。日本开国后的1862年，有个叫高杉晋作的日本人作为幕府使节的随员来到中国，在上海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被西洋人奴役的，回国后写成《游清五录》，警告日本人千万不要成为第二个中国。

怎么才能避免成为第二个中国的命运很简单——不让西洋人来，要自己能够保卫自己，就是要“攘夷”。日本是个岛国，外国要侵略日本肯定是用军舰从海上来，幕府政权一开始想得也简单——弄些大炮，修几个炮台，西洋军舰再来了，把他们轰回去就行了。

但荷兰人告诉日本人，这种想法不现实。首先，你没有办法沿着日本列岛修上一圈炮台，就算是修成了也维护不了。其次炮台只能阻止海上舰队的进攻，而不能消灭海上舰队，从海上进攻守住陆地的有效方法是建立一支海军。这样才能以低廉的造价而实现一个机动的打击力量，消灭从海上来的侵略力量——当时的荷兰人可没想到现在傻呵呵地端端正正坐在面前认真听从教诲的这些日本人几十年后就成为了一支很有名的“侵略力量”，而深受其害者中就有日本人的启蒙老师荷兰王国。

日本地少人多，没事喜欢填海做个人工岛出来。不要以为这只是现在日本人有了钱在烧包，打老时候开始日本人就有这个业余爱好。那时为了和荷兰人做生意，幕府特地在长崎填了一个占地大约1.3公顷的人工岛叫做“出岛”用来隔离他们。幕府政权听了荷兰人的这一番教诲深以为然，现在就在那个出岛的边上建了一个“长崎海军传习所”，幕府自己派了70个人，各藩也凑了130个人共计200个就是学生，那是1855年的事。老师是荷兰海军军官，上课用荷兰语，边上站着翻译。学科主要是航海，造船，操炮，船具，测量（包括天文学），数学和机械，每天要学八个小时。

光有人还不行，还得有船。正好两年前从荷兰来了一艘叫做Soembing号的排水400吨的150马力木制蒸汽军舰，就借给幕府训练学生，后来荷兰国王威廉三世想想干脆好人做到底，就送给了幕府。幕府拿来了改名为“观光丸”，名称来自《易经》里的“观国之光”，不是现在游山玩水那个观光的意思。这就是日本第一艘蒸汽军舰。后来日本人又在荷兰订购了“咸临丸”和“朝阳丸”作为传习所的练习舰。

长崎海军传习所时间很短，到1859年就关闭了。因为日本国内的“攘夷论”甚嚣尘上，荷兰人害怕继续援助日本会影响和英美的关系而停止了派遣教官，同时幕府方面在维持传习所上也遇到了财政上的困难。培养海军人才的方法改为向荷兰派遣留学生。

长崎传习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但是意义巨大。这不仅仅是长崎传习所为从开始的幕府海军到后来的明治海军的日本海军培养了第一代人才。这些人中包括首任海军卿胜海舟，第二，四任海军卿川村纯义，海军副总裁榎本武扬，海军兵学寮的首任兵学头，两度海军卿中牟田仓之助等人。长崎海军传习所一个更加重大的意义，就是培养出了日本的现代国家意识。传习所的学生来自幕府和各藩而同吃同住同训练，后来又有不少人去欧洲留学，这种特殊的环境使他们跳出了幕府和各自藩属的界限，形成了一个现代日本的国家概念。以后倒幕，明治维新的成功和日本的避免分裂以及甲午战争的胜利，长崎海军传习所所培育的统一国家概念功不可没。